从未来科学大奖的100万美元，到科学探索奖的300万，再到世界顶尖科学协会奖的1000万。国内科学奖的奖金越来越高。而且它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都是来自民间。由民间自主发起，奖励从事非赢利性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们。

    早在二三十年前，当时香港一帮爱国实业家，看到国内科技、科学水平落后，与国际相差甚大。于是他们纷纷成立公益基金会，设立奖项，奖励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

    虽然彼时这些奖项的奖金比现在要少很多，但在那个时代，这些奖金如雪中送炭，不少现在各自领域的领军学者，当年都受到这些奖项的资助。他们日后在科研之路上的发展也受益于此。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内一批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也看到引领下一个科技发展的前沿，必然是来自基础研究上的突破，于是纷纷设立科学奖，希望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如未来科学大奖、科学探索奖等。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也由此创立。

    1、国内又一民间科学奖诞生，奖金1000万

    11月1日，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宣布将设立“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WLAPrize），用于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各自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由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发起、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承办、红杉中国独家捐赠支持。据了解，该奖项将会是国内奖金最高的一个科学奖，高达1000万人民币。

    对于该奖项的设立，大多数科学家持正面看法，有学者表示，“投资机构确实应该更多地支持非盈利性的科学探索”。

    该奖项的奖金由红杉中国出资5亿元独家捐赠，设立“数学与智能科学奖”和“医学与生命科学奖”两个单项奖，每年评选一次。未来将面向全球科学家（不限国籍、不限年龄）评选和颁发的国际性科学大奖，邀请世界顶尖科学家担任评审。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表示，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的构想与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同时孕育，得到红杉中国的永续支持得以落地，证明了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视。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侧重支持原创性基础研究，鼓励科技人员更好地投身和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有信心将这一创设于中国境内的科学奖项打造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顶级科学大奖”。科恩伯格表示。

    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上海世界顶尖科学家发展基金会理事沈南鹏表示，希望通过该奖项可以为全球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筛选出最优质的种子，推动人类科学事业不断蓬勃发展。

    沈南鹏还提及捐赠这一大奖的初衷，“全球科技进步正以加速度前进，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接近发现世界的自然规律和终极法则，鼓励更多科研工作者共同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紧迫难题，在科学领域做更多‘难而正确’的事情”。

    2、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互动在增强

    近年来，国内由知名企业家或企业设立的奖项有很多，有社会影响力的奖项有未来科学大奖、科学探索奖、中植科学奖等。这些奖项的出发点都是激励科学家，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

    如同上世纪末的香港一样，财富积聚起来的商贾开始对社会公益、教育以及科研感兴趣，由此也诞生了许多慈善家，如邵逸夫、查济民、吕志和、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等人，他们设立了许多知名的科学奖项，如邵逸夫奖、求是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邵逸夫奖面向国际，现在已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奖项。求是科学奖、何梁何利奖在国内知名度很高，很多现在各自领域的资深学者当年都受到了这两个奖项的资助。很显然，在当时国内科研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这些来自民间科学奖的奖金，无疑是他们的“甘霖”。

    当然，如果把视野放到国际上，欧美国家由私人资助的奖项历史则更长，如诺贝尔奖、拉斯克奖、盖尔德纳奖，还有近些年成立的科学突破奖等，它们都是企业家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

    除了设立奖项，对基础科学感兴趣的，还有国内顶尖企业家张一鸣、黄峥、张小川等人，最近这些互联网巨头的创立者们纷纷辞去CEO一职，准备联合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大干一场。

    3、为何国内企业家开始投资基础科学

    最近一两年，国内资本越来越“激进”，投资的项目越来越早，尽管越是早期项目，风险越大，真可谓“明知山有虎，他们还偏向虎山行”。然而这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近十年来，国内互联网巨头纷纷崛起，并开始在海外积极开拓市场，他们尽管在商业模式上吃到了红利，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但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上有些软弱无力。很多核心技术，如智能系统里面的核心算法、手机操作系统以及芯片等方面，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在使用这些操作系统或芯片时，需要向国外科技公司支付大笔的专利授权费，因此他们急于希望能够通过加强研发投入，从而改变这一现状。

    因此，顶尖的企业家或投资人发现从科学家中寻找好的技术愈发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站在科技的前沿，从而帮助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到了那个时候，即这些科技公司想获得下一个飞速发展的引擎，唯有来自基础科研的突破。而如果还像以往那样，跟踪模仿，显然在未来激烈的科技竞争中会败下阵来。

    除了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遇到瓶颈需要加强研发投入，让投资人和科学家默契地走到了一起之外。这两年，中美关系紧张，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现在逐渐转变到科技战上来，因为决定未来核心竞争力还是在于谁能把握核心技术。

    美国作为全球科技强国，网罗世界顶尖科技人才，拥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了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他们四处卡中国的脖子，如芯片技术、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等。

    中国为了争取更大的前沿技术自给能力，以及在未来的激烈的科技竞争中，不再因为这些核心技术受制于美国而处于被动局面，因此解决卡脖子技术是这两年当务之急。

    今年8月，科技部还向各有关单位和广大科研人员，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征集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的建议，将按程序纳入建议库，为相关任务部署提供支撑。这是因为“颠覆性技术作为一种另辟蹊径的革新，具有重塑人类生活、工业生产、商业消费模式的革命性意义，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无论是颠覆性技术，还是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唯有来自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才能解决，也由此促使国内企业家大力搜寻有核心技术的科学家，设立奖项资助科学家。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资助科学奖的奖金越来越高，对基础科学的发展来说这是有利的，没准在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互动、碰撞中，孕育出突破性的创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