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舟都是二本工科,只是学校不同。2017年7月,我们同时进入这家机构冗杂的制造业国企,实习期是一年。这家国企有近20个分公司,分布在邻近的4个街区,我和一舟在同一个分公司的车间流水线实习,宿舍离得近,相处久了逐渐无话不谈。
一舟身材精瘦,六块腹肌十分明显,一咧嘴虎牙参差,笑起来很是邪魅。刚认识时,他说我长得像他弟弟。我还以为是套近乎的好话,没想到不久后一次喝酒中,他苦笑着说:“我弟弟今年打架伤人,判了两年。”
跟我们同一批进来的郑哲,为人也很和善,和我俩也处得来,但人总是波澜不惊,做事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我和他交往一直有所保留。
车间流水线上实习4个月后,改去办公室实习。因为专业不同,郑哲去了安全部的总办公室,活儿最轻松;一舟在开发部,时常被各个车间借调出去解决一线生产问题;我则被分到了技术部。
公司技术总部把一本的实习生留在总办公室,基本不用接触实际的生产过程,每天审核编订工艺文件和参数文件即可;二本的实习生都调拨去各个车间办公室——技术部下属50多个车间,车间办公室的活儿琐碎很多,虽有歧视,但好歹是坐办公室,不用整日站在流水线上卖命。
我带着调令前去报到,办公室算上我总共8个人,平均年龄35岁,我最年轻。主任姓李,50岁左右,头顶和皮鞋一样亮,最喜欢去车间训斥工人。
李主任跟众人介绍完我之后,笑嘻嘻说:“小王初来乍到,大家以后可要多多帮助啊!”
同事们看起来都慈眉善目,我那时还不清楚“帮助”的具体内容,单纯地以为办公室应该是个各人责任分明、大家其乐融融一起共事的地方。然而,凉水在第一天就浇了过来。
李主任介绍完便去开会了,做统计的张姐整整一上午都在盯着手机玩消消乐,电脑都没有动过。中午下班前1个小时,办公室只剩下3个人,其他人不知去了何处。张姐来跟我闲聊了几句,然后说:“小王啊!姐得先去接孩子,你帮我盯着点啊!”
我并不明白“盯着点”是什么意思,本着助人为乐的心,一口答应了下来。
张姐走了没多久,出去的人陆续卡着时间都回来了——因为中午下班要打卡。
李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问:“小张哪去了?”
我看李主任面带微笑,放松了警惕:“主任,张姐去接孩子了!马上回来!”
李主任眉头一皱,表情大变:“我这有个表得她马上做一下!接孩子、接孩子,越来越明目张胆了!小刘,考勤记她一下!”
管考勤的小刘“嗯”了一声,我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张姐回来后被李主任狠狠训了一顿,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到了下班。下班时我追出去道歉,她当面倒没撕破脸,只是冷冷地说:“没事,你年轻着呢!姐不怪你!”
出了大门,我碰到了郑哲,他听我说了上午张姐的事情后说:“你就算说她上厕所也比接孩子强,估计你们主任也不是真生气。这地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糊弄过去就行了。”
“你很懂这一套啊?”我调侃他。
郑哲说:“你慢慢就知道了,都是公家的东西,面子上过得去就行,没人在乎的。”
后来我发现,确如郑哲所言,这个国企里多数人并不关心工作。尽管企业的产量和效益年年下滑,各部门翻来覆去干着形式上的无用功,但一时半会也倒闭不了。职工们每日按时打卡就行,出了问题,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哪个部门后台硬,就能推得一干二净。
从第一天说错话后,张姐就对我一直冷脸,动不动就派一堆活儿给我。根据脱发程度,办公室所有人都是我的前辈,都有资格把手里的活儿派给我做。我这个技术员慢慢变成了被所有人呼来喝去的“小王”。
“小王啊,把这个文件送到采购部!”
“小王啊,这个统计表格你来做一下!”
……
每天上班,老员工们喝茶聊天,我忙得累死累活。刚想坐下画个图,任务就又来了。每周至少三天在重复“上午开会做记录、下午跑腿做杂务”这种模式。
让我做零件绘图,是我的专业,责无旁贷,但是诸如总结汇报PPT、工人考勤整理、劳保用品发放这样的杂务,他们也都推给我做,并美其名曰:“你以后前途无量,就是现在没经验。让你上上手,这也是在帮你成长啊!”
一舟在开发部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还吃力不讨好,在路上碰到我时,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像霜打的茄子。
某天下班,我和一舟、郑哲一起吃饭,一舟趁着酒劲儿大倒苦水。
“我之前在楼道碰见郑哲总要聊几句,今儿主任突然找我谈话,竟然让我站队,”一舟看向郑哲,“说不要和你们安全部的人走得太近!”
我大为疑惑:“安全部就在你们隔壁,这怎么能走不近?”
一舟埋怨:“鬼知道啊。”
很少插话的郑哲微笑着说:“据我所知啊,你们主任当初跟我们主任一起竞选,他后台不如我们主任,一直怀恨在心啊!”
“难怪,我就说嘛!一墙之隔而已,相互发个通知还要通过人事部中转传达,原来根儿在这里!”一舟恍然大悟。
这种因为个人矛盾而故意把效率搞低的吊诡操作,在这个企业屡见不鲜。一舟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受不了这些弯弯绕,非常讨厌这种情况,经常自叹:“混经验没错,可这种毫无进步的活儿真的有意义吗?”
我只好安慰他:“唉,忍着,攒点经验再跳槽吧!”
一舟咬牙切齿:“‘诗酒趁年华’啊,我早晚一张辞职报告甩在主任脸上!”
他大学自学了平面设计,摄影技术也不错,曾经也梦想当一名设计师,只是父亲早逝后,一家的担子都在他身上,他怕弟弟越走越歪,隔一两个月还要去监狱看看。学了工科,他不敢轻易尝试其他的路,而且我们父母这一辈都固执地认为国企好歹是个铁饭碗,我们也不好拂逆他们的意愿。
所以,年前我俩还都开玩笑说3月份不回来了,但春节后,还都是灰溜溜地回来了。
安逸的日子慢慢腐蚀了我们,我们开始被办公室里其它混日子的人同化,一舟引以为豪的腹肌也慢慢消失了。
3月底,集团公司组织“企业文化演讲大赛”,声势浩大。一舟的口才非常好,他精心准备,超常发挥,我们都觉得他稳拿第一。但最后,大部分奖项都颁给了领导子弟,他愤愤不平可又无可奈何。
这里运行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只能接受。不算临时工的话,一个车间经常30多号管理人员管着30多号正式工人。因为冗员,集团公司规定拥有本科学历者每3年才有1次“遴选青年干部”的机会——虽然只是挂职无权,但名额有限,依旧十分抢手,而升上去的多是树大根深的本地职工,大多数外地的基层职工干了六七年都没有机会升职,天天被老员工和裙带关系户们呼来喝去。
我和一舟都不想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人往往不被逼到绝望就不会觉醒。如果不是那一项歧视决定,可能我们俩还会继续混下去。
4月末,李主任突然通知我:因各部门人员太多,二本生要继续回到车间流水线“熟悉加工环节”,而且“实习期延期半年”。
这个决定已经不仅仅是学历歧视,而且毫无契约精神。不过,集团公司早已轻车熟路,知道如何把事做圆:在实习期满一年时,会给我们在档案上“转正”,而且车间的技术员也是技术部管着,就算在车间干活也是技术部的人。这让人无从辩驳。
其他部门的二本生,大概也是被这样套路。我和一舟连同其他七八个二本生一起去人事部问,得知消息属实且没有商量余地。人事部副部长淡淡地说:“集团公司的决定,我们也没办法,你们不接受可以自动离职。”
这么大的企业不缺几个低学历者,我们都清楚。但一舟还是当场发飙,骂道:“二本怎么了?二本就活该受气?你们既然不尊重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招我们二本的?”
“二本的就这素质?”副部长依旧很冷静,“回去想想吧,骂来骂去不解决问题。”
一舟还要再骂,我们几个连忙把他拽了出来,沮丧感蔓延在大家心中,我几乎在一瞬间决定离职,但没有跟一舟说。
我做了决定就不回头,第二天没有去车间,直接请了两天病假,在宿舍仔细考虑。我本就讨厌工科,想到自己文笔还行,算有一技傍身。生活把我逼到这份上,干脆就趁此机会转行。
血气一涌,我便写了离职申请。李主任还是我直系领导,我得先去找他签字。两天不来,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很忙的样子。签字的时候,李主任问我:“小王以后准备干什么啊?”
我不愿袒露内心,客套道:“不知道,先回家缓缓再说。”
“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了,”李主任嘲讽,“以后找咱们这么好的单位可难喽!”
我礼貌地笑了笑,从主任办公室里出来。张姐并不知道我要走人,还在给我派活儿,我漠然穿过办公室,一句话也没跟她说。离职报告要盖整整12个章,我在离开这家僵而不死的企业时,才认全了犄角旮旯里的部门。
一舟心情郁闷了几天后冷静下来,他心中忧虑很多,最终还是接受了公司的决定。他从办公室收拾东西出来,换上脏兮兮的工作服,又重新下了流水线,期盼着早点分到技术职位。
办完全部手续,交了2000元违约金,我才和一舟说了我离职的事情。一舟很惊讶,也有些羡慕我的雷厉风行,晚上便带着郑哲为我“大酒送行”。
“你什么时候离开啊?”我问一舟。
“再撑一年吧,”一舟眼神忧郁,“明天我得回趟老家再看看弟弟。”
“你呢?”我问郑哲。
郑哲本科是一本,没有被“下放政策”波及。他摇摇头:“我是本地人,慢慢待着吧!这里也挺好,何况离开了故乡,哪里都是围城啊!”
一舟举起酒杯问我:“你准备先去哪里?”
我闷了一口酒,笑道:“滚滚红尘来都来了,北上给祖国的心脏供点血!”
5月,我加入了北漂群体。父母并不支持我离职,狠狠指责我。但木已成舟,他们无可奈何。
离开那家国企时,我把旧物都寄回了老家。一舟来车站送我,互道珍重。我买了张彩票,将其搁在了背包内层后匆匆北上。
抵达北京时,已经是深夜,满目灿烂灯火,雾霾似乎并不严重。以前来过几次都是旅游,现在则是讨生活,心境大不一样。初中老友来接我,我俩在北京西站迷宫般的大厅绕了很久才碰面。老友已在北京挣扎两年,每天反复出现在地铁人流里,却说自己始终融不进这个城市。
他带我坐上地铁,坏笑着向我传授经验:“早高峰时,就算你排在门前第一个,你也绝对没有挑座的时间,最近的座位赶快坐!尽量不要吃东西,也不要妄想在路上安静地看电子书提升自己,能跟妹子挨着站就是好运气,到站能挤出去就是幸福!”
“有这么恐怖吗?”我初来乍到,对他的经验尚未感同身受,以为他在讲笑话。
2个小时,我们倒了3趟地铁,终于到达了老友的租屋。为了省钱,他租住在昌平区最北侧,林田纵横,小村杂多,虽与市内云泥之别,但这里也是北京辖区,再往上,便是凄冷的明十三陵。老友上班的通勤时间来回在3小时以上,每天都是一场战斗。
之后几天,我窝在这间出租屋中,登陆各种招聘平台海投简历。我裸辞转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单纯想着只要是跟文字有关的岗位都可以,编辑、文案、编剧之类的我都投了个遍,但等了一周,都没什么回音。
钱包越来越瘪,每日我游荡在老友屋子前后,郁闷无比。人在困苦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上天,那几天我面容憔悴,总是鬼使神差便进了附近的彩票站,跟老头们一起玩着屏幕上几分钟开一次的小奖。
老友忙于工作,见我状态不好,接过我简历一看,当即断言:“你这写得也太实诚了!”
他亲自操刀,把简历给改得我看着都脸红。然后我重新定位,先捡一类岗位猛投。针对性一强,陆续便收到了一些面试邀请。我收拾好仪容,每天一家一家地找着去面试,有的公司地址十分诡异,短短几天,我已经熟悉北京地铁的每条线路,也终于体会到老友两年里积攒的乘地铁经验,字字非虚。
三环内一个家装公司是第一个愿意要我的,是文案职位。北京寸土寸金,公司面积不大,却密密麻麻摆了十几台电脑。老板是个年轻人,眼里满是狡黠。半小时面试,他让我关注诗和远方,忽略眼前的苟且。大饼画了许多,工资却只给4000。我觉得有地方收留我就不错了,便答应了下来。
工作似乎有了,接下来便要租个房子住,老友的出租屋离此太远,况且我也不好意思一直窝在他家。我出了公司,按照墙上的租房电话找中介寻了一圈,这才知道北京五环附近的小单间月租也得1600元以上,且要押一付三。
查了查银行卡的余额,我苦笑一声。纠结了一晚上,还是把这份工作放弃了。
一舟还在那个国企每天操作轰鸣的机床加工零件,一身油污回到宿舍后还不忘向千里之外的我问询“进展如何”。他一直想走,可是总是背负太多又动力不足。我说我囊中羞涩,他当即给我转来2000块钱:“哥们余财不多,支援北京人才建设,这是最大限度了!”
接下来半个月里,我前后面试了十几家公司,自我介绍说到麻木。期间要我的只有4家,基于各种原因,我最后都没去。
一个同学恰好推荐了上海的一个机械本行工作,我动了南下的心思。深夜,我给一舟发微信:“长安米贵,哥们我才疏学浅,北上一无所获,估计要南下了。”
他发来一个“奋斗”表情给我打气。
但人生的际遇往往很奇妙,就在我准备南下之际,一个之前在招聘软件上聊过几句、我以为没有下文的编剧公司给我发信息:“写得不错,能看一看你的其他作品吗?”。
我把我写过的文章链接都发过去,1小时后,那边发来一个题目,写完之后,他们觉得可以,然后告诉我地址,让我次日去面试。
公司在朝阳区,面试我的阳哥是陕西人,大我5岁。他管着公司的人事工作,胖乎乎的,十分和善。我那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想着去聊聊也好,面试时状态反而很放松。阳哥也没什么架子,跟我聊了很久,最后决定录用我。
工资可观,而且试用期破天荒管住宿。只是宿舍较远,3室1厅,挤了整整8个人,但好歹有个住处,对我而言已经不错。入职之后,有知遇之恩的阳哥也经常帮衬我,我们渐渐成了朋友。
7月中旬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在阳哥介绍下,我在燕郊和别人合租了屋子,单人月租700,水电自付。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份工作,转行以后,其实我的压力更大了,毕竟毫无工作经验,只能从基础做起。那段时间,我买来一堆专业书籍夜里恶补,起床黑眼圈很重。阳哥上班后看我每天累哈哈的,经常扔给我一袋咖啡。
我以为离开了国企,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但工作了一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又变成了“小王”,各种突如其来的杂活儿依然占用着我正常的工作时间。但好在自己热爱文字,且相比从前,这里日常琐事的冗余程度尚在可接受范围内,慢慢地也就适应了。
7月末,一舟打来电话:“我也不干了!刚离职!明天上北京去!”
“为什么?”
一舟愤然:“唉,去年入职的大学生最近评初级助理工程师职称,我们二本这几个又推迟一年,我撑不住了!”
一舟被逼了两次,才决定离开。我去北京西站接他,大概是每天在车间干体力活,一舟清瘦了不少,但腹肌还是没再练出来。
回到燕郊,喝酒接风,从此这偌大的城市,我又多了一个能交心的人。长谈时我问起了郑哲近况,一舟放下筷子长叹:“唉!这小子藏得深——他爷爷是集团公司的退休部长,上个月他刚转正就调到油水最大的采购部了!”
我也惊讶:“口风可真够紧的!”
“不是一路人,”一舟说,“我们去年进来的人里有一半都有靠山,都藏着掖着!”
“离开是对的,可是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
“我一发小在北戴河,说那边有个创业项目,我明天去看一看!”
“什么项目?”
“据说是国家暗中扶持的项目,一般人不知道,只要交5万块钱,在那边待够1年,拉些下线进来,走的时候就能拿180万!走的时候必须去金店至少消费10万,带动当地经济!”
我将信将疑,总觉得一舟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本是穷门小户,又辞掉了所谓的“稳定工作”,他跟母亲已经闹僵。他把跟母亲的争吵过程说得淡定,可我听着却很揪心。我知道,他想迅速挣笔钱来稳定母亲的情绪,心态就跟我落魄时买彩票期望中奖一样。
吃完饭,我带他去我屋里睡了一晚。次日,他从隶属河北省的燕郊镇买了两只并不地道的北京烤鸭,去北戴河找发小了。
一个礼拜之后,一舟回来找我,满脸的郁闷。
“比传销还离谱!”一舟怒骂,“好歹跟他是发小,竟然这么骗我!”
我一头雾水:“被骗钱了?”
一舟摇头:“那倒没有,我也得有5万块啊!早该想到,国家既然扶持,又怎么会‘暗中’?根本没有实际产品,就靠来回拉下线集资,倒是不限制人身自由。那货在那儿待了半年多,整天就是上一些什么特别水的课程,吹牛扯淡打鸡血,可不就是骗人嘛!”
我开玩笑:“听着还不如去买张彩票靠谱呢。”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种诈骗套路在北京周边十分流行,骗子打着开发某地经济的旗号敛财,信者甚众。一舟的快速发财梦破灭了,郁闷几天后,准备先找工作养活自己。我把自己磕磕绊绊的求职经历告诉他,希望他少走弯路。
他会平面设计,做好简历便开始投这类岗位。刚开始他每天通宵做笔试题,次日一脸疲惫去面试,折磨了半个月,终于找到了朝阳区一家公司。工资刚够生活和租房,他想着只要好好干,总会涨工资。
8月初入职之后,一舟匆匆回老家和母亲说了说情况,又去监狱看了看弟弟,便赶紧又回到了北京。
“北京真远,回一趟家要命啊!”他吐槽。
我笑道:“想想苏轼去海南,你已经蛮不错了。”
他无奈耸肩:“我得租个房子,城里房租太贵,就在燕郊租吧!”
我带他在周末找了3个中介看来看去,最后他租在离我不远的另一个小区。
燕郊是个魔幻之地,站在潮白河附近,微信定位时而是北京通州,时而是河北廊坊。10年前的燕郊还很荒凉,小村子很多,随着北京打工族生活圈外扩以及通燕高速公路的完善,这里的房价从3千一直涨到了现在的2万。
单人每个月800左右的房租已经很便宜,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坐40分钟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迅速潜入市区的地下,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无数年轻人跟我一样,白天是北京市的一份子,夜晚又是河北省的一份子。
我和一舟各自都很忙,虽然住得近,但只能保持半个月见一面的频率。一舟经常熬夜改图,绞尽脑汁改设计,周末经常加班。他的老板随时会派任务,有时候和他出来吃饭,手机一震动,他眉头会下意识皱起,犹如惊弓之鸟。他刚开始还能坚持,可熬夜次数越来越多,工作激情在慢慢消退,到9月底时,他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在医院打点滴,请假超过一天还要扣工资。
我去医院看他,一舟盯着药水一滴滴落下来,叹道:“活儿一天比一天多,自己有个设计想法还经常被老板否定,现在比咱们前单位还累!”
我安慰他:“能忍就忍,忍不了就歇一歇,跳槽呗!反正北京公司多!”
“刚工作两个月,下个月又得交季度房租了,不敢走,先攒点钱到年底再说。”
房租和生活费,是我们底层上班族的命门,能维持生存已经不易。在家无余财的情况下,攒够钱买房买车更是遥遥无期。
我活跃气氛:“投河水太凉,剃发头皮痒,还是继续苟活吧!”
一舟有些沮丧:“有点怀念前单位办公室的日子,虽然每天在混,但不加班,下了班就自由了。”
我说:“唉!其实郑哲有句话很对,离开故乡,处处都是围城。”
郑哲学历过关,又有祖上庇荫,在原单位过得风生水起,下班还能趁天没黑撸个串。康复后的一舟继续和我在北京的写字楼里蒙头干,往往抬头已经夜沉如水。
国庆节刚过,一天夜里,阳哥突然给我打电话:“方便吗?今晚上哥得去你那窝一宿。”
“怎么了?”
阳哥闷闷自嘲:“房东说是要卖房子,买主明天就来看,就给我客客气气下了最后通牒了,你要不先过来,帮我搬点东西。”
阳哥的房子离我这很远,我没去过。他在这里有4年人脉,找我这个刚认识不久的,多是因为不想让同龄人看到他略微落魄的样子吧。
挂了电话,我打了个车过去。阳哥的东西不多不少,还养了一条二哈。我跟他搬了两趟,把东西都搁在了我屋里。
已经夜里11点,我切了颗西瓜,两人边啃边聊。
“那按合同,房东是不是得赔钱啊?”我问。
阳哥点点头:“本地人不差那几个钱,我那房东有6套房,赔了我两月房租,我明儿再去租个短期的吧!”
我安慰他:“唉,好在阳哥你工资高,换我就废了。”
阳哥苦笑,把二哈揽入怀里:“一两万,表面光鲜,流逝的都是时间,我们努力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快乐,其实活得都像这条傻狗。”
“我连条狗都养不起。”
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阳哥在11月末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准备回陕西老家。他去年结婚,妻子在陕西老家的税务机关工作,分居两地滋味不好受。饯行时,他说妻子怀孕了,自己也漂累了,年初已经在老家买了房子。
我问:“哥,你当初北上是为了什么?”
阳哥想了想说:“忘了,大概是想留下吧,我来的时候跟你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北京不像十几年前那样机会遍地了,如今这里竞争之后十不存九,需要的是运气好的人才——你想,今年上千万人里,积分落户的也就6千多人。”
“是啊,时代变化太快,稍微不努力,就跟不上了。”
阳哥说:“有人来就有人走,像心脏一样,静脉入动脉出,多数都待不长久,4年前招我来的人早就南下了,你呢?准备待几年?”
“看运气吧,再撑几年。”我说,“老天爷处处下勾子埋暗桩,很多事情没法规划的,今年要不是阳哥你看得起,我早就离开北京了。”
阳哥哂笑:“我年年都劝自己再撑一年,这次劝不住了。”
次日,阳哥把杂物扔了一部分,送了我一部分,自己带走了一部分,然后回家了。
阳哥走了没一礼拜,我刷朋友圈,给大学时的前女友和她新男友合照点赞后,突然刷出了一舟的动态:“走了,南下。”
那条动态没过十几秒又删除了,我连忙问一舟怎么了。
他回复:“哪里都跟想象中不一样。我加班加累了,母亲最近也病了,我回去看弟弟也不方便,准备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再说。”
我约他晚上出来聊聊,中午收拾书包时,那张在离开国企时买的彩票掉了出来。我捏着彩票突然很想笑,但随即打开电脑上官网去查那一期的开奖号码。我知道不会中,但人总要靠一些瞬间的希望鼓励自己。
那天下午出门,我去彩票站买了10份同号的彩票,晚上见到一舟时递给他:“哥们没别的送的,这一张就预期价值500万,礼够重了吧?”
一舟笑道:“得!离开这儿连个跟我耍贫嘴的人都没了!”
准备离开的一舟反而很轻松,工作已经辞掉,只是房租的押金是要不到了。边喝酒边聊到深夜,出了饭店,他已经醉到走不了道。打车回到小区,我把他扶回我屋里。
他手臂上有道划伤,是之前在车间工作时弄的,十分显眼。吐了几回,他稍微清醒了点,但嘴里还是絮絮叨叨说些胡话,从对老板的不满一直说到对不起母亲。
我给他盖上被子,他侧躺在床上紧紧攥着我的手念叨:“一川啊,一川啊,你出来了可得活出个人样儿来,活出人样儿来啊……”
一川是他弟弟的名字,我看过照片,眉眼和我有些相似。我虽然比一舟早出生几个月,此时也只好抓住他的手应和着:“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活,一定好好活。”
他还在絮叨:“活出个人样来,活出个人样来啊……”
那天我拉开窗帘,一抹月光斜照进来。我坐在燕郊的一扇孤窗边,听着即将南下老友的醉话,望着远处蒙蒙夜气中的北京,鼻子一酸,两行泪流了下来……
后记
今年刚开年,一舟母亲的病好了许多,他弟弟4月份也要出狱了。而他自己,经过3个月的调查,开始筹划在老家开一家卖机械配件的小店。
阳哥在陕西一家大型民企继续做着人力资源工作,看他跟媳妇的合照,总是笑得很开心。
而我的工作没什么起伏,继续在围城里迎来北上之客,送别南下老友,一直撑到我未来离开的某年。